一、绪论
　　城市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需求矛盾加剧等问题。
　　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人们真正的意识到了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也使得城市中的居民，不得已的面对着更加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苦不堪言。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一次简单投影。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由城市内居民的行为所决定的。现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发展下人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飞速的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城镇化脚步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基础设施负担过于沉重，不仅难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口的需求，甚至连区域内原有城市人口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目前城市病困扰着社会各界，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城市便可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理。
　　城市病使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病几乎是所有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并不限于资本主义国家。
　　广州市在2012年提出了建设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三位一体的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理念。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过去的30年间广州的城区面积扩展了12.5倍,人口扩展了2.7倍,GDP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并且广州市也逐步构建起现代化大都市的基本框架,其中白云机场已经成为全球前20大机场,客户吞吐量达到4500万人次/年。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大量的人口负担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广州市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一切的准备，为广州市城区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形成了城市病。对于广州这种一线城市来说，经济的过快发展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几乎无法跟上发展的脚步，城市病过于严重，本地居民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笔者展开了此次研究，主要以广州市为例，探讨目前国内一线大城市城市病的成因、危害与防范治理措施，致力于从根源上解决我国的城市病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构建提供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尽一份力。
　　为了保证本次研究的真实，客观以及全面性，笔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综合使用了文献查阅和实际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其中文献查阅法是指对前人的相关学术理论进行翻阅，通过对文献的分类和总结，能够对本次论文的写作提供一定的支持，使得论文写作的思路被拓宽。在文献查阅的过程当中，笔者主要是借助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的资源，进行相关学术资料的搜集，与此同时，还登录了中国知网，道客巴巴，百度文库，中国财经网，中国社会网等网站，以城市病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尽可能多的搜集文献时的本文的写作更加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实际调查法则是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总结，并且得出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在实际调查的过程当中，笔者对广州市的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采取问卷发放和电话访问的方式，深入的了解了目前广州市城市病的现状以及其对人民的危害。通过实际调查，笔者的现状分析和原因分析更加具有实务性，也使得后续的治理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二、广州市城市病治理现状
　　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
　　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其三，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是目前广州市的一项重要治理对策。
　　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广州市政府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但是同时，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
　　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广州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现阶段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从而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
　　三、广州市城市病治理的问题表现
　　尽管城市病在各大城市爆发时会因为实际情况的不同略有偏差，但是实际上，所有城市的城市病都是含有内在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笔者在研究广州市城市制定治理的问题表现上，更多的参考了实际调查的相关数据和问卷信息。同时也和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一线城市的城市病表现相对比，提出了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表现。现将广州市城市病的现状总结如下：
　　（一）人口方面的表现
　　大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广州这种超一线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就受到了较多的政府政策红利倾向，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企业前来，逐渐形成了聚集效应，人口的快速集聚及为广州市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但是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广州市的人口也逐渐趋于饱和。可是，外地前来的务工人口一直没有减少，甚至逐年递增，如此一来，人口和城市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截止到2013年底，广州常住人口数量为：1292.68万人；截止到2014年底，广州常住人口数量为：1308.05万人；2016年广州市的外来常住人口533.86万，高于2015年的495.92万；2018年底，广州市常住人口1350.1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85.53%。
表1：广州市2004-2013年人口统计表

　　激增的人口压力直接造成了当地的房价高涨，环境恶化，交通恶劣，治安条件较差等现实情况，这些城市病严重制约着广州市的发展，也使得广州市的居民难以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无独有偶，有这种情况的并非只有广州市，在19世纪的英国，也因为人口及激增导致城市病的产生，对于就业、社会稳定、环境、犯罪率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交通方面的表现
　　对于任何城市来说，交通拥堵一直是困扰着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城市病。
表2：广州市居民出行工具的选择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广州市的交通情况，笔者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在广州市的各大。地铁口、公交站以及十字路口发放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210份。通过对问卷结果的整理和汇总，笔者发现，几乎半数的居民都表示自己在出行工具的选择上会优先考虑地铁；紧随其后，有23%的居民表示，自己仍旧愿意乘坐出私家车出行；15%的居民表示，自己愿意乘坐公交车出行；7%的居民表示，自己在出行中更愿意选择自行车或者是共享单车；8%的居民表示自己愿意步行。
　　即便仅仅有23%的居民依旧选择私家车出行方式，但是广州市的城市污染和交通安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城市规划的不合理，经济区、商业区等繁华地段过于集中。根据网络数据显示，在上下班高峰时期，大约每小时有100万人经过主城区，有四万辆机动车进出中心城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广州市城区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一直很难得到缓解的原因。与此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在早高峰时期中心城区的机动车运行速度仅为每小时13公里。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机动车辆都堵在了出行的路上，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交通问题愈演愈烈。
　　（三）环境方面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都已经逐渐产生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变暖，更是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土壤侵蚀加剧，水土流失加剧，水资源严重缺失，臭氧损耗生态圈退化等问题是需要各国予以重视的。对于广州这种城市病严重的城市来说，环境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
表3：广州市1952年-2012年降水量变化表

　　根据上表可知，广州市自1952年到2012年的降水量总体是减少的，尤其是在1964、1976、1988、2004等几个年份，降水量出现了暴跌的情况。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变暖给广州降水量递减产生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广州降水量的大幅度降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城市病的影响，也就是热岛效应的影响。由于城市内人口聚集量过大，工厂、空调等电力设备的长时间运转造成了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也使得城区温度过高，就形成了城市热岛效应。这时候城市的空气是处于膨胀状态,城市上空的云就回因为膨而远离城市导致城市上的云减少,因而降水减少。
　　除了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也是广州市城市病在环境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市的土地供给是不可能发生急速增长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上涨中，人和地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现阶段如何开发新的土地资源，形成新的发展空间，已经是广州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四、广州市城市病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石忆邵（1998）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城市病的成因，他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当地的经济体制、内部结果、政府政策、科学技术、社会道德等方面的不足而产生的，由于这些问题并非“大城市”独有的，所以石忆邵认为城市病也会存在于一些中小型城市之中。他强调，城市规模并非城市病产生的决定因素，城市“质量”才是。 因此，想要对城市病进行防治，就必须要提高城市发展和管理的质量。
　　和他不同，张忠华（2012）在研究中提出了城市病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城市病不是国家运行的错误结果，而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经阶段，城市病的产生意味着城市规模与人口一定到达了一定的规模，这不是不可挽回的，而是可以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来进行弥补的。
　　（一）政府方面的原因
　　1.不合理的区域发展策略
　　区域合作是指在不同区域之间或者是某个区域内部的不同经济主体建立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的规划和分配，从而尽可能保证每个城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都是均等的，在资源配置中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一般来说，区域合作的三大要素就是主体，对象和效益。
　　表4：2015年广州各区GDP总值排名表

　　虽然通过相关学术资料的整理，笔者发现城市规模、人口聚集、先天条件差等都是引发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大部分城市城市病的成因都是由于区域经济差异过大所导致的。大量的人口资源不断涌入发达区域，使得该区域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力较大，产生了城市病。当然，地理资源、政府政策、历史文化都是区域可能产生不平衡的因素。某一区域内能够供给大量的公共服务产品，周围的人口也想要享受这种公共服务，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聚集效应，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搭便车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质资源的消耗量与日俱增，人口的需求同样在不断的增加，但是供给量却很难保证。供求关系的失衡，使得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
　　这种区域发展的失衡同样体现在广州市的发展之中。通过2015年广州各区GDP总值排名表的反映数据可知，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位居前三，在GDP创造上几乎都达到了3000亿元左右的好成绩；而从化区、增城区则后劲不足，这两个区的GDP总值甚至都不足1000万亿元。在广州市一个城区中就出现了这样大的落差，说明了区域之间的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口从增城区、从化区转移到了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参加就业，并进行自我发展。可是由于优质区域的资源几乎已经被占有的所剩无几了，从化区、增城区转移过去的人口无法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甚至一部分外来的打工务工人员选择在优质区域工作，而在增城区，从化区这两个区生活。由此对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城市病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这种资源和要素在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循环，但由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逐渐演变成恶性循环，导致落后区域内发展越来越无力，贫困指数越来越高。而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区域内同样也会形成一种闭锁的恶性循环，造成区域内交通情况，生存质量，就业问题，房产泡沫等方面的恶性循环。无论是从长期视角还是从短期视角来看，实际上都是不利于广州市的长远发展的。
　　城市病并不是我国的独有，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了世界各国之中，首先出现在欧美等地。本世纪之初，我国的市场经济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城镇化脚步的加速是得城市病应运而生。至此，我国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也针对城市病的治理与防范开展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不及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成熟，但也在发展中逐渐完善起来。
　　2.城乡经济差异大
　　阿瑟刘易斯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提出了城乡发展二元论，在这个理论中，城市占据着富裕的一元，而乡村就是贫穷落后的一元，二者条块分割清晰，难以形成合作。Henderson（2007）认为，大型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政府政策导向指引的，在大量的优惠政策和红利之下，其他地区的人们疯狂涌入，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建设一座城市。但是在城市发展中过度强调了经济发展，忽视了城市自身的承载力，而城市发展建设的越好，就有越多的人涌入，城市病也就愈发严重。
　　对于广州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城乡经济差异较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初期，广州市政府包括我国政府都一直为广州市的城区发展提供了不小的经济政策倾斜和人才技术帮扶，尤其是在大量的高端企业输出方面，使得广州市的城区在短期内就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是这种高速的发展却吸引了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参与就业。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乡村人口的自发性导致的，还是因为在发展初期城区劳动力的紧缺，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紧缺，使得城区被迫向面向乡村开始进行招工。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差异也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了城区人口压力的激增；而农村地区由于丧失了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很难通过自身的力量进行发展，乡村本身就不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企业也并不会将地址选择在乡村，所以乡村对于人口的吸引力越来越少，经济能力越来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乡村人口就更愿意去到城市参加就业，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一旦人口数量导致超过了城区本身的承载力以后，城市病就会形成了。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1.贫富差距大
　　对于广州市的居民来说，生活质量的下降，不仅仅来源于交通方面和环境健康方面，更来源于收入差距。经济问题是导致生存质量一直难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年来广州市的房价逐年递增，即便是政府一直在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来控制房地产泡沫，但是大部分居民也很难依靠自己现有的工资水平来购置房产，贫富差距过大使得绝大部分广州居民都买不起房。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不但可以加大投资为广州市居民提供公租房、保障房、廉租房，并完善其周边的配套设施；也可以从根源上入手，缩小收入差距，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另外，生活质量也受到了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广州市政府应当从“每十万人恶性肿瘤死亡率”、“每十万人心脏病死亡率”、“每十万人心脑血管病死亡率”这三个指标着手，重点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强化社会医疗保险的作用，以公益的形式定期为居民体检，在财政拨快方面需要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比重，从而有效的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避免广州市城市病的进一步恶化。
　　2.城中村和贫民窟
　　从整体上来看，城市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因为大量的贫困人口同样涌入了城市，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心的贫民窟，也可以称之为是“城中村”。广州市区有139个“城中村”，分布在5个老城区，即天河区（28个）、海珠区（20个）、白云区（58个）、芳村区（17个）、黄埔区（16个）。
　　但是实际上，除广州市以外，在欧美等地均有众多贫民窟，贫民窟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小觑的。首先，贫民窟人口的过多，他们没有讲卫生的条件，甚至往往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二十平米的铁皮窝棚里面，使得当地的市容市貌受到了影响；其次，贫民窟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挣扎在贫困线以下，他们不具备从事高薪职业的能力，而廉价劳动力的市场也逐渐趋于饱和，因此他们往往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生活质量较差，也为当地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最后，贫民窟的犯罪发生率是远高于其他城区的。甚至一些黑社会会人为地对贫民窟进行控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窝点，吸纳贫民窟的闲散人员进行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
　　（三）人民方面的原因
　　王桂新（2010）在研究中则是将城市病形成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城市规划不合理。他认为目前大型城市承载着过多的人口需求，以北京为例，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也作为我国的首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北漂一族涌入这座城市，但是过小的城区面积却承担着六成以上的人口生活需求，并承担着七成以上经济产出。所以北京存在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产泡沫、城乡差距大的现实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北京也在努力拓展城区面积，向外输送人口和企业，建立经济副中心，但是由于城区内老旧基础设施得不到更新、城市功能没有向多元化发展，城市病依旧不能从根源上解决。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交通出行工具的种类也在不断的被丰富中，但是从广州市目前的交通情况来看，虽然近些年兴建了大量的地铁，也呼吁居民采取公共出行办法，相对来说缓解了交通压力，但是拥堵情况却没有获得很大的改善。在未来的城市治理过程中，需要首先对交通情况进行治理，以缓解城市病，而治理交通问题，首先就需要治理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
　　五、提升广州市城市病治理效果的措施
　　通过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广州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人口、环境、交通以及大量的城中村、贫民窟等方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区域、城乡的发展失衡。通过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参考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笔者认为广州市想要改善发展现状，完成对城市病的防范与治理，需要首先以区域合作治理的模式为原则；对人口激增的现状进行有效的控制，充分发挥乡村及附近区域的就业导流作用；并且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广州市城区规划方案；在环境治理方面也需要发挥外部力量，借助科技来保证环境的有效治理；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生活质量，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保障体系，使得广州市这座经济大城也能够逐渐向“宜居之城”转变。
　　（一）采取区域合作治理的模式
　　现阶段，经济区域合作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常见的经济区域发展主体就是政府，政府不仅可以作为一方单独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其他经济主体产生要素或者是资源的合作，实现当地经济发展效果的最大化；另外，政府也可以作为经济主体的代表者，在各经济主体的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黏合剂和桥梁的作用，对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合作方式、要素分配进行有效的把控，使得双方乃至多方的契约关系能够形成。并且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发展平衡的政策文件，用以鼓励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的发展总是和经济合作息息相关的，所以想要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就需要制定更加稳固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首先，区域合作中要将经济作为主要的动力，以社会劳动的地域进行分工，并伴随着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扩大而扩大。历史视域下，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经济的专业程度也逐渐形成，各个区域之间已经具有了比较稳固的发展模式，例如A区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B区域发展服务行业，这样层次鲜明的区域经济网络更加有利于不同区域的优势发挥，从而构成整个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趋势。其次，需要将合作当作是共同发展的唯一方式，区域发展问题现阶段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人口、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组织的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的紧密程度决定找区域发展的均衡程度，区域的发展需要从不平衡逐渐迈入平衡的规律发展。各区域之间要着重挖掘自身的优势所在，实现资源配置和优势互补，从而达到合理调整合作各方的资产增量及优化重组的最终目标。提升区域生产效率，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增添更多的层次感和功能性，以达到预期的生产效益。
　　（二）科学规划广州市城区区域
　　从根据国外的先进经验可知，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有效方便的停车场和公路设计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现阶段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也坐落着许多的商业区和大型企业，因此交通拥堵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间。所以，现阶段广州市需要进行城市规划，将中心城区的一部分产业企业和人口逐渐分散到周边的新城区当中去，并且完善新城区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备，保证住宅功能、商业功能、交通功能、生活功能，从而使得中心城区人口自愿的进入新城区生活。与此同时，还需要构建更加科学的交通网，在新城区和老城区之间形成便捷的公共交通。使得上班族的出行更加便利，不会在通勤方面耽误较多的时间。在区域合作的模式之下，科学地进行广州市的区域规划，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合理布局各项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使得广州市的城市病治理真正的发挥效力。
　　（三）加强城市治理科技研发力度
　　环境问题是现阶段广州市居民最关注的一个民生问题，近些年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广州市的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所以如果仅仅依靠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很难实现广州市环境的改善的。广州市政府应当对于环境治理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主要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在环境指标评价上可以设置一些细化的指标，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污水处理率、空气质量等等。要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控制这些指标的排放量，不能够超额排放的情况。而在监管手段上，政府就可以利用科技来实现有效监管了，通过设立环境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每天的污染情况和天气情况，对污染来源进行有效定位，一经发现有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需要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另外，还需要加强治理方面的科技投入，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环境卫生治理当中去，着重降低生产中的各种资源消耗，减少工业生产的污染排放量，同时提高环境治理的范围和效率，真正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战略，有效治理广州市的城市病。
　　（四）采取科学的人口控制策略
　　在人口控制上，如一味地用制度去要求和规定，那就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制度，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上，但这是不合理的，逆历史潮流的。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是合理引导，减少人口的无序导入。
　　建议广州市可以采取定向的、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方式，根据企业的用工需求合理组织外出务工。另外，抬高落户门槛、提高房价和生活成本。但实际上，大城市沿海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否则低层次的服务业、制造业就丧失了劳动力来源，广州市也将陷入瘫痪。通过调查可知，广州市的服务行业的岗位几乎都被外来务工人口占据着，如清洁工、保姆、送奶工、快递员、保安、超市售货员等。因此广州市政府应该从有序承接外来人口的角度，提供好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由此才能够从根本上控制广州市的人口数量，减少城区压力。
　　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对城区进行调整，激发周边乡村的经济活力也可以完成人口的导流。政府可以积极鼓励人口向乡村流动，采取经济补贴的方式，保证大部分企业都可以在乡村建立自己的分公司。这样一来，乡村的就业需求也就扩大了，本地的劳动力也不至于大量的外流。甚至于很多已经在广州市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会因为家乡建设的需求，返乡参与工作，有效的缓解了广州市城区的人口压力。这种方法相对于其他的墙又人口控制措施来说更加具有人性化，也更加符合目前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方式，对于广州市区的人口压力问题来说，也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缓解。